李鸿章写此信的时候，哥哥李瀚章日前已交卸署理湖广总督（所称“鄂督”）之职，因为前一年十二月，即有调任浙江巡抚的朝命，他是计划利用这个机会顺便回安徽老家探视，小作休假吧。李鸿章这封信中首先议其行程和家事，还特别要哥哥过南京时向曾国藩面求祠联。他对哥哥在署督任间的施政，作了“粗有眉目”的肯定，而对这么快便调职，表示出不无遗憾之意。对以湖北巡抚兼而接署湖广总督的郭柏荫并不看好，从信文中“远至模棱敷衍，未必能善其后”之语就可为证，“远”即指郭柏荫（字远堂），故而担心自己“将来尚须赴任（按：此时李鸿章尚兼有湖广总督之职），殊费力耳”。
平捻军务方面，此时已发生较大变化，最主要就是“东捻军”业已覆亡数月，这当儿对战的是东返之“西捻军”。东捻军覆亡的直接军事原因在于，虽在具体战局上它也偶有转机，但总体局面上，最后是被困于黄河以南、运河以东、胶莱河以西、六塘河以北的清军“河防”之区，失去机动回旋的起码空间，于是日益危迫。这样，任化邦在同治六年十月间（1867年11月）败亡于江苏赣榆，赖文光虽率规模有限的部众渡过六塘河南下，但主力已失，在十二月中旬（1868年1月间）便败亡于扬州。在东捻军覆灭前夕西捻军即闻急东返，但对救援来说已无力回天，限于自身孤军作战而已。不过它一度尚能发挥其“剽疾”的优势，冲突回旋，尤其是给畿辅地区造成不小的搅动、震**，甚至军锋曾抵京郊。清廷慌忙应对，一时数帅并立，多军临阵，就包括信文中说到的“季高”“左公”，也就是湘系要员左宗棠。他这时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鉴于西捻军东下的情势，镇压对象本着“先捻后回”的原则，统军东来。此老与李鸿章素常不谐，而此时难得方略见识和行动配合上能基本协调，这不啻清方最后能平定“捻匪”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