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正在湖广总督任上履职。
信中首先是就协拨“甘饷”一事陈说看法。所谓“甘饷”，当时主要是指西北陕甘一带军务所需要的饷项。这里属贫瘠之区，本地财政紧张，而军需浩繁，有赖各省协拨，甚至不断增加数额。当然，源处主要是靠南方较为富裕的省份，像闽浙、两江、湖广地区。即使这些区域，一则因为本省区各项所需颇多，财政亦不多么宽裕；二则当政者难免有“本位主义”的算计，千方百计地尽量减少对外支应。所以，清廷的分配的协拨数额，很难真正落实，大打折扣是为常情，清廷也无可奈何。李鸿章此信中所说“甘饷尽力筹解，部中亦是官样文字”云云，实际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他还言及相关一些具体事例，从中更可见官员们的应付手段和心术、花样。譬如说到皖省“勉遵”，是“竹庄借以讨好，万做不下。西林到任，恐不能行”。“竹庄”是曾署理该省巡抚的吴坤修（字竹庄），他是江西籍的湘军将领出身，正在仕途上用心，自然要“讨好”清廷；“西林”是满洲正红旗人英翰（字西林），他为安徽巡抚，前回旗葬亲丁忧（故由吴坤修署理），刚回任理政。字穀山的马新贻，这时是在两江总督任上，此前他曾任闽浙总督，自上年来两江是接替调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还需要交代，当时是由湘系大员左宗棠主持陕甘军政，李鸿章与其人素存嫌隙，成见难消，并不看好左氏，故信中有言：“左军已进邠、泾，甘事着手即无中止，不闹出大乱必不易帅。若就伊营光景气机论，似非平贼之兆，此真有天意也。”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其实，何止“甘饷”之事，在晚清，外有列强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内则常有民众的武装反清斗争，战事常有，饷需额巨。而在愈发国弱民穷的境况下，财力基础本来就很薄弱，再加自湘、淮集团的强势督抚崛起后，形成所谓“内轻外重”的局面，财权“下移”，特别是为强势督抚控制的情形突出，这样地方与中央在“饷事”上的斗法颇显尖锐而又微妙。一般来看，地方上对中央的协拨指令，并不公然强硬对抗，而讨价还价、敷衍搪塞、消极拖延、能少便少的情况却是常态，到头来，十之未必能应二三。由李鸿章此信中说到的情况，也可见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