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写这封信的当天，已接到清廷令他“带兵速赴直隶，扼扎近畿”（信文中语）的密谕，他虽也表示“义不可缓”，但与哥哥道明的是“仓猝奉命，心绪烦杂”的真情。他接旨后当然须做相关准备和布置，写给哥哥的这封信里，主要就是告知和商办有关事情。既然来陕一番，李鸿章对陕事自有挂牵，特别是对新任该省巡抚不久、在这里没有基础和实力的蒋志章（信中所称“蒋璞山中丞”“璞翁”），他颇有怜悯之情，不但布置留兵，而且特嘱鄂省保证济饷，可以说做到了尽己之力。
对于此番“东援”（信中称作“北援”），李鸿章所带军队主要是两支，一是郭松林（字子美）部，安排先行；一支是周盛传（字薪如）部，略后一步。李鸿章最挂心的是军队所需饷项和军火的筹运。饷运是分已“由鄂起解者”和尚“未解者”各做安排，前者是安排到陕后再由陕转递，后者则改由上海方面或由运河或由海道济运，这样确可更为便捷。军火从其信中所说情况看，其军中储备不多，安排由旱路运储，以备所需。这些事情，信中都一一和老哥商办，甚至显出这时对老哥超乎寻常的特别依托，从“兄等为弟设想，有必须筹办者即为酌派，不必专候弟檄为要”之语，就能典型地反映出来。
对于津案引出的危急形势，信中以“焦急莫名”四字表达自己的反应。其实，岂止是“焦急”，更少不了惊惧。“该酋兵船已集，恐要开炮打城。不独师相见危致命，人望一去，天下惊惧，内廷恐亦难镇定自守”——这番话是多么典型！内廷惊惧，天下惊惧，他李鸿章何能独不惊惧？惧则惧矣，他甚至不无打起仗来丢命的担心，但从“与军存亡”的话语中，也似乎透出几许“豪气”，并且他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轻以一死塞责”，显示担当的同时也要珍惜性命。而李鸿章所称的“师相”，就是在津案交涉中担当清方主角的曾国藩，与他涉事更为直接有关吧，其人表现得就更为悲观。他作为直隶总督是驻省城保定，辖区内的天津发生如此重案，他当然得赴津处置，当然也深知会陷入外国勒逼、绅民激愤而无所适从的两难之中，觉得这是桩不仅艰窘而且极其危险的差事，弄不好会丢掉老命的。所以，他临行之前把遗嘱性的书信都写好了，甚至安排下怎样南运灵柩的事。从曾国藩到李鸿章辈的这等反应，亦可体察天津教案确是非同小可的重大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