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知的李鸿章家书中，写给哥哥李瀚章的是较多的。哥哥比李鸿章大两岁，也是自曾国藩幕府起家，并且比李鸿章还要早。曾国藩建立湘军不久，李瀚章就随营差遣，及至在江西南昌设立湘军后路粮台，便由他综理其事。由于曾国藩的保荐，他屡屡得以升迁。同治元年（1862年）李瀚章已升至广东督粮道，到次年李鸿章给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值他升任广东按察使的前夕。而这时的李鸿章，已经是淮军统帅和江苏巡抚（自上年充任），实力和官职上远超越了哥哥。写这封信，主要是向李瀚章通报淮军与常胜军联手与太平军作战等军情和相关人事情况的。
淮军可以说是从曾国藩的湘军中分化出来的。前辈学者罗尔纲就说：“淮军与湘军，犹如儿子与母亲，曾国藩与淮军，犹如老褓母与婴儿。”咸（丰）末同（治）初之际，由于“东线”上海和江、浙区域的军事需要，由湘军中抽出数营兵力，又在安徽（李鸿章兄弟的家乡省份）团练的基础上新建若干营头，合成由李鸿章所统淮军的最初营伍，在同治元年（1862年）入驻沪上。以后淮军的发展，就越来越脱离湘军而独立自主，成为与湘军并驾齐驱甚至后来居上的军事力量。那它与“常胜军”联合作战又是怎么回事？这要从清朝“借师助剿”的决策说起。
所谓“借师助剿”，就是借助外国军队镇压太平天国。这是在咸丰十年（1860年）《北京条约》订立之后，也正值淮军组建之际，成为清朝既定之策的。这与外国谋图武力介入、苏沪官绅为利益自保积极要求、清廷为能加强兵力尽快消灭太平军不惜一切手段——这多方面因素的合力作用分不开。两江总督曾国藩，对朝廷这一定策虽不好坚决反对，但也表现出相当的疑忌，甚至划出借师助剿实施上的限定条件。李鸿章虽不好明面反对，但实际上越来越不受这种限制，在借师助剿的实施上比较放得开，譬如利用由外国军官控制的“常胜军”在多地作战。信文中说到的戈登，是英国军官，主要就是因为统带“常胜军”与太平军打仗的“战功”，屡得清廷嘉奖。而信文中说到的所谓“暗投苏贼”的白齐文，则是美国军官，也曾为“常胜军”的统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