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此信中所说“商务大臣之举”，是指朝命授他为“商务大臣”，“前往通商各埠考察一切商务事宜”。查知此谕为这年十月二十二日（丙申）发布，所谓“通商各埠”，当是指国内各通商口岸，而非出国到“外埠”。由李鸿章此信中可知，清廷这是有其政治隐意的：因有各外埠华商公电，借祝贺慈禧太后寿辰的表面文章，“吁请归政皇上，仍图变政自强”，认定这是受“康有为等煽惑”，恐怕“摇动人心”，是庆亲王奕劻（庆邸）的主意，让“老成重望”的李鸿章，到各口岸“宣播德意，笼络舆情”。
信中又说到，“刘学询、庆宽条陈，若令外埠归心，可筹巨款千数百万”。这对财政困难之极的清朝，自然也有很大吸引力。刘学询，广东香山人，进士出身，靠经商、包办“闱姓”彩票成为豪富，既为清朝官绅，也与革命党人暗有联系（他为孙中山同乡），这时自是为清朝出谋划策；庆宽，曾供职于醇亲王府，后入清宫内务府，善画和建筑制图，这时也应和此策。李鸿章受命后自然要上谢恩折，他将此折稿随信附上让经方阅看，并作相关说明。至于出行费用，是“拟仿照出使日本章程”酌提，随员在趋之若鹜之下则只拟“调用数人而已”，吴廷芬（字蕙吟）力荐的两人当在入选之列，而廷芬之弟则可“临时咨调到沪”。信中告诉经方，打算明年二月初起程，到上海后“欲借住洋务公所”。说现在京的“两宅眷属随后南归，从此逝失是好机会”。这里所谓“逝失”，当是在京城消弭踪影的意思。信中嘱咐经方届时赴沪迎候料理一切。这是李鸿章此时的计划、料想，而及至十一月十七日，朝廷又就有了让他署理两广总督之命（次年四月间实授），对他来说这是更实质性的复而重用迹象，其“商务考察使命”遂未得践行。此际，在给人信中他将受命情况屡屡言及，情绪和精神上显得一下子好了许多，颇有跃跃欲试、“重振雄风”的状态。事实上，更麻烦的事情在后边等着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