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写这封信的时候，已在署理两广总督任上，且正值实授该职的前夕（当月二十六日实授）。此际，北方义和团运动方兴未艾，列强在胁迫清方镇压的同时，也在酝酿直接军事干预。而清朝对义和团的应对，是“剿”是“抚”还是“剿抚兼施”，各有主张，分歧不一。左右政策的当然是慈禧太后，由于在废立皇帝问题上与介入干涉的列强国家积有矛盾，再加上受“抚派”大臣的蛊惑，她遂有借助义和团对抗洋人的一时冲动，使得义和团在畿辅地区迅猛发展，“乱局”愈演愈烈。这时，为应对局势，清廷在五月（6月）间便有召李鸿章入京之命，六月（7月）间授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恢复他“北洋王”的地位。但此番李鸿章并没有闻命便雷厉风行地北上，而是在南方观变待时，掂量着在这盘微妙棋局中他的一招一式。这就不过多说了，回到李鸿章此信上。
信中将闻知的哥哥葬期“吊客甚少”，与所忆葬母时“人客颇众”的情况两相对比，说今昔时势不同，而接下来所言“况数郡毕至，伏波引以为戒乎”，是个典故。所谓“伏波”，降伏波涛之意，“伏波将军”是古代对能将的一种封号，最为有名的是东汉光武帝时候的马援（有“马伏波”之称），他在军事才能突显的同时，于教诫子侄方面也颇用心致力，有著名的《诫子侄书》，其中有句：“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是说杜季良（当时军官）这个人值得爱重，但父亲丧事上诸多地方的人都来，搞得排场隆重，不愿你们效仿。李鸿章即借此言事。他信中又说到经畲等在分家产的想法上有分歧争议，“徒伤和气”，从其“岂能于遗嘱外再有增益”之言，可见瀚章儿子们有违背父亲遗嘱的欲求。李鸿章以“好儿不吃分家饭”的常言为是，说经畲他们大概无此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