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写这封信时仍在天津，他当时已由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北洋大臣是由原作为专职的三口通商大臣改称而来，改后作为直隶总督的兼职，并由此形成定例。比三口通商大臣、“北洋大臣”更早的是五口通商大臣，后称“南洋大臣”，几经变化后它是以两江总督兼任为最后定例。南、北洋大臣性质相仿，但自有北洋大臣后，其外交职能上远较南洋大臣突出，这既与“北洋”接近京师，与朝廷有着方便的联系条件有关，也与李鸿章的权能凸显分不开。总之，集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两职于一身之后，李鸿章的职权范围超越直隶政务而包括了更大范围的洋务和外交。而其洋务和外交职能的行使，又主要在作为北方最大口岸的天津，这样其职就形成天津与保定两地轮驻之例。按规定，冬令封河驻省城保定，解冻后移驻天津。而事实上，越到后来驻天津越成为常规，而保定越成为名义上的“省城”。至于信中所说计划的“围筑新城”工程，所指当即下录信中的“西沽城工”，是在天津。
李鸿章这封信中，有“兄开篆日交卸，即可就道”之句，这当是筹议李瀚章入京觐见的事。不但计划了具体途程，而且连“别敬”的事都计议和准备了，所谓“闻都人咸望来朝，张罗别敬”，“够得缠扰”云云。所谓“别敬”，就是地方官向京官赠送的礼金，实际无异于贿赂。因为京官仅凭薪俸一般收入较少，而外官（特别是较高级别的主政官员）除数额颇为可观的“养廉银”外，“捞外快”的途径也多。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此之谓也。所以每有外官到京，就要给“穷”京官变相地发放“补贴”，这也是一种收买手段，因为若有得罪，京官可利用接近朝廷的便利条件，策动、营造不利舆论，或直接向朝廷告你的黑状。所以对外官们来说，“别敬”也有花钱买平安的意思吧。给一个人的也许只是“小钱”，但要给的人头多了（能扯就扯的“关系网”），聚合起来就是不小的花费。这笔钱似乎像李瀚章这样的总督大员都不好自行解决，还得靠老弟帮忙，李鸿章信中不是就有“先期汇兄若干，临时再由弟借兄亦可”的话吗？当年的官场腐败，于此可见一斑。当然，官员之间起码表面上正常的礼尚往来与此有别，譬如李鸿章此信中，说到给安徽巡抚英翰母亲（英西林太夫人）送寿礼的事，有“此等事望挈衔为之”的嘱托，就是要哥哥也要挂上他一个名。这在今天俗称“随份子”，若这“份子”给得太过头了，别有用心，那当然也是“腐败”了。回到李鸿章信，他这时也为哥哥入觐能顺便在津短作留驻做了准备，计议与兄“日在署内小聚”，还另订下与津署相近的城外山西会馆，以供“家丁、幕弁”住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