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写这封信的时候，当在哥哥入觐（到北京朝见帝、后）以及兄弟相见后南返，途径南京而刚回到武昌不几天。李瀚章离开督署期间，当是由五弟凤章在那里照料母亲，操理家务。上月末他刚致信二哥鸿章，告知了母亲的身体情况。看来其母是疾病缠身，老衰明显，身体大不如前了。李鸿章自然十分惦念，写这封信给哥哥，议商母亲治病之事。
家事之外，信中特别言及湖南“会匪”事情。所谓“会匪”，是对反清的民间秘密会社成员即“会党”的诬称。湖南是所谓“会匪”深有根基的省份。远的不说，就说十几年前曾国藩膺任湖南团练大臣（借其名编练湘军）之初，在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间上的一道奏疏当中，就有“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之语，举出的有“添弟会（天地会）”“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等名目。镇压下太平天国后，湘军营伍大量裁撤，“湘勇”不复归农而流落江湖者甚多，这就为“会匪”更增添了新的力量，他们屡滋事端，甚至武装起事，夺城略地。譬如李鸿章写这封信之前的四月间，就刚发生过益阳、龙阳两县城池先后被“会匪”夺占之事，是由湖南巡抚刘崑（韫斋）和提督刘明惠调派本省军队合同他军夺回。李鸿章这时根据所知湖北巡抚郭柏荫（远堂）奏报的相关情况，议及其事，并说到朝廷同意了调郭松林（子美）一军赴荆（州），谭仁芳军回鄂的拟请，这显然是鉴于湖南“会匪”之乱为加强湖北的防御着想。信中并说据刘铭传（省三）来信，谭仁芳军在陕，“主人亦不甚爱重，鄂如可调，秦必不争”，因而要哥哥将该军“严檄催提回楚”，隐意是此乃回调谭军的大好时机。李鸿章信中又言及湖南用兵的饷事问题，估计“江、鄂恐须代筹”，又担心“抽减淮军入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