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给哥哥写这封短信的时候，胶莱河防已被冲溃。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军事部署不能按构想落实，似不失其一，譬如说，所“咨调”的刘、谭两军，这时尚不知启行与否。防务上，也是多处需要军队，应接不暇。像时任河南巡抚的李鹤年（字子和），奏请加防省境内与鄂、陕结合处的要隘荆紫关（素有“一脚踏三省”“鸡鸣三省荆紫关”之说），李鸿章信中即与兄商酌派军事宜，而湖北也得留军以备应急。自更得防备前线任化邦、赖文光所率捻军再过运河的可能。日前捻军回旋至即墨，当是山东巡抚丁宝桢飞函告急，李鸿章遂派出由刘士奇、董凤高所领的营伍等（所谓“奇、凤各营”）拦截。
在这里顺便说明，自同治五年（1866年）秋，捻军在河南许州分军为东西两部，由张宗禹、张禹爵所率一支进军西北，为“西捻军”；而以任化邦、赖文光为首的这支为“东捻军”。在西捻军鉴于东捻军的危急复东回救援之前，李鸿章之军主要是与东捻军作战。
至于李鸿章此信中，“旋奉寄谕，抄示刘荫翁奏稿，似系振轩主谋，荫公不能如此明了也”之句，“刘荫翁”“荫公”是指时任直隶总督的湘系大员刘长佑（字荫渠），“振轩”为淮系人员张树声（字振轩），他当时为直隶按察使。所说朝廷抄示的刘长佑之奏，未清具体何件，但推断其内容应与平捻军事有关，要不抄示给在前线的李鸿章干啥？而从李鸿章的推想和评说中，似透露出贬刘而褒张的意味，有否派系成见因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