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廷所有政府官员中，对世界总体格局的认识与把握，唯有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最为清醒得体。基于西方各国的民主与富强，中国内部的混乱与贫弱，李鸿章推导一种积极务实的外交策略：摒弃传统的天下朝贡观，尽可能地与世界接轨，定义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与范畴之内，以近代国际关系法为凭，以国家利益、自强大业为重，从不轻言战争，而是“守定条约”，坚持“和戎”，通过谈判解决中外争端。
李鸿章一意主和，并非后人宣传的那样贪生怕死。在与太平军十多年的拼搏中，李鸿章出生入死，足以称得上一位文武兼备、血性勇猛、无畏无惧的统帅。就本质而言，他不是一个“和事佬”，也不是一名和平主义者，他之所以主和，是因为中外实力对比悬殊。若逞匹夫之勇盲目开战，也许能取得暂时或局部的胜利，但最终必败无疑，与其“和局翻一回，更坏一回”，不如“坚守约章”减少损失。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认识到列强对华的目的，并非占领土地瓜分中国，而是利益。同时，他已懂得中国应该利用现代国家之间的重要规则——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没有必要动辄开战，将国家与民族置于穷兵黩武、战则必败的困境之中。他隐忍和谈的目的，是求得和平的环境，拖延时日，“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变法图强，“百年或与洋制争胜之日”。求和忍辱乃手段，最终目的是与洋人争胜。由此可见，李鸿章的识见与谋略远远高于那些空喊口号一意主战，实则误国误民的清流派与抗战派之上。对此，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写道：“同光时代的士大夫完全不了解时代的危险及国际关系的运用，他们只知道破坏李鸿章诸人所提倡的自强运动。同时他们又好多事，倘若政府听他们的话，中国几无年无日不与外国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