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学的扩展与困境
一
说实话，我以前一直不喜欢甚至有点讨厌朱熹。
这种不喜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他的形象，在我心中，总是那么一副引经据典、教化他人、迂腐古板、枯燥乏味的模样；二是他的虚假伪善、言行不一，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朱熹无时无刻不在强调“革尽人欲，尽复天理”，可据同僚揭发，他不仅引诱两名尼姑为妾，还使得一名寡妇怀孕。朱熹无法抵赖，只好向皇帝谢罪，自我贬抑一番，说自己是“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只知“伪学之传”，不识“明时之用”，这才得以过关；三者，便是经由朱熹等人由儒学改造而成的理学对整个民族的桎梏与戕害。“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束缚了中华民族的创造与个性，无数女子的美丽青春与宝贵生命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摧残下如鲜花般凄然飘落、凋零委地，理学所倡导的伦理道德实则只有幼辈道德、家庭道德与国民道德，而无长辈道德、社会道德与政府道德，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追根溯源，这种认识与心态的形成，我以为在很大程度上与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学时期有关。那时候，正赶上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朱熹作为“孔子第二”的儒家领袖、反动道学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其声讨之猛、攻击之烈，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其创伤之巨、影响之深，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比拟……一颗年轻的心灵，接触的全是从历史深处翻检而出的关于朱熹的破烂玩意、反面渲染及不良影响，对他产生恶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我年轻时所认识的朱熹，只是他那漫长人生中的一个侧面而已。朱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是一个具有抽象意义的符号，更是一个由许许多多的侧面与层次，包括正面与背影所构成的复杂综合体。所谓正负相生、正反相依、真伪相伴，只有具备多重视角、多种维度，才有可能见到一个丰富的、立体的、完整的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