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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天降大任的自觉担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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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曾国藩,免不了将他与洪秀全进行一番比较。

两个从未见面的死对头,人生之初并无多大差异。与洪秀全一样,曾国藩家族也是世代务农,直到祖父曾玉屏时,曾家情况才略有改观。曾玉屏恪守祖辈留下的“以耕养读”传统,不仅置有大片田地,并以曾氏宗族首领身份,成为湖南湘乡白杨坪一带的地方精英。曾国藩大洪秀全三岁,五岁开始读书,七岁从父课读,九岁读完四书五经,十五岁攻读周礼、仪礼、史记、文选。两人从小接受的全是儒家传统教育,所读之书大同小异,且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皆直奔同一“主题”——科举高中。

所谓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洪秀全参加科举考试,连考四次,结果连最起码的功名——秀才也未捞到,转而求之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而走上反清、反儒的叛逆之路。曾国藩参加科考,虽然艰难,也有过两次会试不中的记录,但一路走来,过五关、斩六将,考秀才,升举人,于1838年中进士,将三级功名一一纳入囊中。就在洪秀全第四次府试落第的1843年,已是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参加翰詹官大考,列二等第一名,升翰林院侍讲。1845年升翰林院侍讲学士,1847年擢内阁学士,1849年授礼部侍郎,此后四年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出身“寒门”,没有任何背景与荫庇的曾国藩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仕途冗乱的清朝末年极为罕见,连他自己都深感意外,在给诸弟的信中写道:“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清政府六个部门,曾国藩便在五部之中任过侍郎,使得他对清廷各部门的情况极为熟悉,见识、才能大为增加。他日后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与这段任职经历密不可分。

表面看来,曾国藩与洪秀全之间的分水岭在于科举之途。其实,在此之前,两人的发展道路就已显出不同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