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期之问题为自崇祯八年乙亥秋深至崇祯十三年庚辰冬，历时约为五年。其间河东君之踪迹及相来往诸人与牧斋之关系是也。前引卧子诗《乙亥除夕》云“桃根渺渺江波隔”及《长相思》云“美人今在秋风里，碧云迢迢隔江水”，是河东君在崇祯八年乙亥冬间及崇祯十一年戊寅秋间，其所在地与卧子有江波之隔。复据前引河东君《戊寅草·晓发舟至武塘》及《秋深入山》两诗，更可证知河东君于崇祯八年秋深由松江至盛泽镇归家院，松江与盛泽，即所谓“江波隔”也。此外，能确定河东君离去卧子后，最早常寓之地者，唯第二章所引沈虬《河东君传》中，崇祯九年丙子张溥至盛泽镇徐佛家遇见河东君一事。沈氏既于舟中亲见河东君，则其言自为可信。盖河东君若离去松江他往，则舍旧时盛泽镇之徐佛家，恐亦难觅更适当之地。徐云翾更因将适人之故，自急于招致，使河东君与张轻云、宋如姬、梁道钊诸名姝相互张大其队伍也。但河东君此次之居徐佛家，乃与前此未入周道登家时之为云翾婢者，其身份迥异。沈次云牵混前后不同时间之身份，以河东君于崇祯九年尚为云翾之婢，殊为舛误。前释宋让木《秋塘曲》“初将玉指醉流霞”句，已辨及之，读者可参阅也。
崇祯九年间，河东君之踪迹，已于前论河东君第二次嘉定之游节详述之，兹不复赘。唯崇祯十年丁丑关于河东君之材料，尚未发见，故姑从阙如，以俟更考。倘承博识通人有所赐教，则幸甚矣。至于崇祯十一年戊寅河东君之踪迹，则颇有材料可以依据，兹论释之于下。
葛昌楣君《蘼芜纪闻（上）》载王士禄《宫闺氏籍艺文考略》引《神释堂诗话》略云：
寅恪案：《神释堂诗话》之评语，在未得见卧子所刻《戊寅草》以前，尚不甚明了其所指。今幸得此书钞本，始恍然知其所评之允当也。《戊寅草》首载卧子一序、诗一百六首、词三十一阕、赋三篇。至诗余一类，疑即《众香词选·柳是小传》所谓《鸳鸯楼词》者，前已论及。复据杨、陈关系第二期所录河东君《戊寅草》中诸词之考证，其作成时代，皆不能后于崇祯八年。故《戊寅草》中之词，当即是《鸳鸯楼词》。卧子是否在刻《戊寅草》前，已别刻《鸳鸯楼词》，今不敢决言。但就杨、陈二人关系观之，以崇祯八年为最密切。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八年乙亥”条云：“是岁有《属玉堂集》。”夫“属玉堂”与“鸳鸯楼”两名，乃对称之辞。故疑《鸳鸯楼词》果先别有刻本者，亦当在崇祯八年，至迟亦不逾九年也。赋三篇依前所考证，其作成时间皆在崇祯九年以前。诗则若依前所论《八月十五夜》一首，乃崇祯八年中秋与卧子同赋，而排列偶错，仍应计入崇祯八年所作诗之内者。故此首以上共一百一首，皆是崇祯八年秋深以前所作。其余自《答汪然明》至《咏晚菊》止，共四题五首，皆是崇祯十一年秋间所作。与其前一百一首之作于崇祯八年秋季以前者，其时间相距有三年之久，何以河东君此三年内所作之诗，竟无一篇列于《戊寅草》？其中必有待发之覆。今日虽不能详究其故，姑就崇祯十一年河东君及卧子之踪迹推测，或可备一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