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腆纪年》一三“顺治三年十一月丁巳明郑芝龙降于我大清”条略云：
王师进逼安平镇，芝龙军容烜赫，炮声震天地。〔将降于贝勒〕，其子成功谏曰：“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险设伏，收人心以固其本。兴贩各港，以足其饷。选将练兵，号召不难矣。”芝龙拂袖起。成功出告〔其叔〕鸿逵，逵壮之，入语芝龙曰：“兄尚带甲数十万，舳舻塞海，粮饷充足。辅其君以号召天下，豪杰自当响应，何委身于人？”
据上引史料观之，郑氏父子之兴起，非仅由武力，而经济方面，即当时中国与外洋通商贸易之关系有以致之。明南都倾覆，延平一系犹能继续朱氏之残余，几达四十年之久，绝非偶然。自飞黄、大木父子之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余年，虽累经人事之迁易，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治史之君子，溯源追始，究世变之所由，不可不于此点注意及之也。兹不避枝蔓之嫌，稍详论述之，以俟通人之教正。
至石斋《致张鲵渊书》所谓“黎总戎延庆者”，当是芝龙部下之将领。张鲵渊者，当日福建巡抚张肯堂之号（见黄宗羲《思旧录》“张肯堂”条）。其事迹详见《明史》二七六《张肯堂传》。唯《明史》传书字不书号。今同治修《福建通志》一二九《张肯堂传》载其字鲵渊，实则鲵渊乃其号，非其字也。熊明遇，《明史》本传及《明诗综》五九《熊氏小传》皆言其字子良。光绪修《江西通志》一三八及《小腆纪传》五七《遗臣二熊氏传》。则谓其字良孺，微有不同。但《陈忠裕全集》一八《白云草·赠熊坛石大司马（五言排律）》附考证，引《明史》熊明遇本传以实之。又谈迁《北游录·纪闻类（上）》“熊明遇”条云：“进贤故大司马熊坛石隐山中。”故知石斋所谓“坛老”，即明遇。《明史》诸传例仅书字而不书号，实则名与字尚有相互关系，可以推寻。至于别号，则与其名之关系颇难揣测。如此节中所论黄、李、张、熊诸人，苟仅就《明史》证之，殊不能得其联系。此亦读史者不可不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