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本文中，还有许许多多进行历史叙述研究的专家以及他们的成果没有被提及，[74]但从上述那些主要代表者的研究中，我们能看到一种后现代的趋势，即人们不再指望历史叙述文本能够符合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相反，不通过历史叙述，任何真实性、客观性都将无从表述。再者，如果忘记了历史叙述作品是由具有历史性的历史学家所叙述、由同样具有历史性的读者来阅读的，我们也就得不到可理解的历史。后现代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家已经将传统意义上被视作形式的历史叙事进行了转换，使它在历史理解和历史解释的领域内具有了创造历史的本体论价值。
历史叙述研究的深入发展有其历史背景。首先，英美分析哲学中逻辑实用主义与欧陆语言哲学的发展使人们将目光投向人们用来交流思想的语言。对于一个听众来说，某人说出的语言如何才能被理解成该人所要表达的意义呢？如果像逻辑实证主义那样简单地认为语言中的歧义完全可以澄清，那么历史叙述研究永远不可能涉足历史文本的历史性问题。正是因为我们理解一个历史叙事文本时，不得不考虑文本的语境不同造成的理解差异、其语言中包含的意识形态因素以及语言的历史性等问题，研究者才不得不重新思考历史叙事本身的性质。当哲学家们开始寻找一般叙述理论时，历史叙述作品很自然地被当作了研究的对象。鉴于历史学给普通人的印象如历史实在论者们一贯声称的，他们叙述的是真实、客观的历史，因此将历史叙述作品作为一切叙述作品的代表进行分析将更具典型性（如巴尔特这位文学家竟因此在历史哲学界获得崇高地位），这样哲学乃至文学理论的最新成果都被运用到历史叙述研究上，从而也大大推动了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研究的进程。其次，美国历史相对主义在历史哲学界影响颇大，对历史实在论的排斥不时表现出来。另外，沉浸在认识论领域中的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研究质疑历史认识的可能性，却没有为探索历史与历史学的意义这样的本体论问题提供任何途径。一些历史哲学家创造性地将认识论与本体论研究结合起来，试图发现历史的意义及其生成与实现历史理解之间的关系，于是历史叙述作为二者之间的桥梁就被放在了研究的中心位置（如海登·怀特、安克施密特的研究）。最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各学科学者之间的思想交融越来越频繁，人们不再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局限在某个专门领域，这也造就了一批知识广博的学者，他们将各学科的精华聚于一身，其结果有利于一些跨学科问题的研究，如叙述问题，极大加速了研究的深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