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历史与理论》是现存西方最重要的历史哲学杂志，它原来主要致力于分析历史编纂的可能的科学性质，但最近也越来越多地为关于实在的后结构问题，指称的观念，以及关于叙述性论证的讨论提供场所，如1998年第2期就以刊登讨论海登·怀特的理论为主。像海登·怀特、安克施密特这样的后现代历史理论的代表人物，也成为该杂志编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1998年的约稿范围包括以下领域：“批判的历史哲学，原因、说明、解释、客观性；思辨的历史哲学，比较史和全球史；历史编纂学，史学家论争的理论维度；历史编纂学的历史，以往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理论与实践；历史方法论，考察文本和其他证据、叙述主义、文体风格学；批评理论，马克思主义、解构、性别理论、心理分析；时间和文化，时间中的人性概念；跨学科关系，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心理学之间的互动。”
可以说，安克施密特第一个在《历史与理论》上公开强调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编纂的冲击。在1989年出版的第28卷上，他发表了《历史编纂学与后现代主义》一文。这篇论文涉及面很广，从历史著作的产出到科学哲学，从历史编纂的叙述形式（叙述实质）的美学化到心理分析，从把过去连接起来转变为历史表达的任何叙述和元叙述结构的概念到对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后现代乡愁。这是安克施密特的一个绝技（tour deforce），在以后现代的工作解放历史编写的性质的同时，却并不完全放弃——至少在陈述的层次上——作为一种“认识论”的历史编纂学。他写道：“后现代主义的目的……是揭开科学和现代主义的基石。在此，实际上历史编纂也提供了后现代主义主题的最佳说明。关于过去的历史解释，经由与其他解释相对照，第一次成为可认识的，第一次获得它们的认同特性；它们只有在它们所不是的基础上，才是它们所是的东西。……因此，每一个历史洞见都内在地拥有矛盾的性质。”[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