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4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白寿彝先生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时隔一年多，“**”开始，研究生的学习生活也就中断了。当我重新开始学习、研究中国史学史时，已是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二三年的事情了。我的研究兴趣在中国古代史学领域，并把唐代史学作为学步的起点。1989年出版的《唐代史学论稿》，正是我学步的记录。在后来的一些岁月中，我仍然以中国古代史学作为研究对象，并希望在前人和师长研究的基础上，多少提出一点新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陆陆续续出版的几本论著，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我的这一心迹。
20世纪中国史学，不是我研究的重点。但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尤其是作为历史学学科的一门专史，自应努力做到上下贯通。对于我来说，尽管难以达到通识的境界，还是应当把古今贯通作为努力的目标。
我涉足20世纪中国史学，始于1982年。那年，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我在白寿彝先生指导下，起草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一文。此文经白寿彝先生改定，发表在《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我在起草此文时，主要依据白寿彝先生的两篇文章，即《回顾与前瞻》和《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参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9页作者附记）。因此，此文的主要观点和基本思路都出自白寿彝先生，我只是做了一些充实资料和文字整理的工作。此文是较早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概括性评价的专文，在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此文收入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作为此书的第九章。此后，我陆续写了一些有关当代史学的短评和文章，如马克思和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特色、怎样评介西方史学、新中国时期的史学理论成就等，深感作为一个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应当多关注一些当代史学的发展问题，这对开阔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