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无史学可言。“**”结束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20多年，中国历史步入新的时期，中国史学也得以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历史发展的生机给史学发展带来了活力，中国史学在思想领域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从史学思潮的演变来看，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历史考证学思潮。它在五六十年代经历过一段萎缩之后，此时更加丰富了自身的内涵并在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此点已如前述。
——“当代新史学”思潮。从80年代初开始，西方史学论著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而关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论著在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对青年史学工作者有较大的吸引力。198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姚蒙编译的《新史学》一书，此书收入了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等人发表于70年代的一些代表性论著。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八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史学界中的一种研究取向。此书书名为《新史学》，书中所收入的最重要的一篇论文是勒高夫的《新史学》，故把这一研究取向称为“当代新史学思潮”，以区别于20世纪初年兴起的“新史学”思潮。勒高夫等人的《新史学》有这些特点：一是不赞成传统的“政治史”的研究，而主张研究经济史、社会史、文明史；二是提倡“长时段”研究以及心态史学、计量史学等。[44]这些特点在当代新史学思潮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在这一思潮影响下的研究前景，尚有待于成果的积累才好做出评价。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经过拨乱反正，纠正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和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史学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居于主流地位。从思潮演变的深层来看，八九十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思的任务和进取的任务都是十分艰巨的。黎澍在评论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时指出：“一九七九年历史学界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个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摆脱了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精神枷锁，逐步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他又指出：“一九七九年，历史学界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开始抛弃过去那种简单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方法，使实事求是的学风逐渐得到发扬。”[45]其间，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关于史学理论研究对象问题、关于其他一些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既是这一思潮演进的标志，又推动着这一思潮的发展。同年，白寿彝发表《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新的创造，他指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工作，得出新的结论，就是发展。要求理论上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要求发展，停滞不前，让理论僵化，那不是马克思主义。”[46]197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正是以这一主旨来指导历史研究的。唯其如此，进入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有鸿篇巨制问世，展现出中国史学的光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