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的民族性，学术界至今没有统一的意见。一种情况是，由于担心被人误解，戴上“保守”的帽子，所以尽量避而不谈；或者实行迂回战术，多谈事例，不下定义。[85]另一种更为普遍的情况是，人们自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故略而不谈。因此，不少论者在谈到文化的民族性的时候，往往一笔带过，语焉不详。从已经发表的论著来看，多数人是从经验和感觉出发，认为民族性就是民族的特性。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理解并没有真正揭示出民族性的确切内涵。不过，也有学者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认为：“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体现在特定民族文化类型中、并作为其基本内核而存在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特征，是对于特定民族的文化特征的最高层次的抽象。”[86]应该说，这个定义是比较深刻比较简明的。
不过，如果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着眼，那么，所谓文化的民族性，是指反映民族精神、民族特性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理想人格、国民品性、伦理情趣等思想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文化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理论表征。
文化的民族性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能够反映特定民族文化类型的基本特质，具有不同于别的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结构。文化类型是特定民族文化特质的集中体现，文化心理和文化结构是民族文化的内在构成和外在表现。民族性既然是民族文化的特性，理所当然，它应该是民族文化类型的反映，是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化结构的本质概括。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属于趋善求治的伦理政治型文化，那么，文化的民族性便首先表现为道德修养的至高无上性和广泛性，以及政治追求的自觉性和普遍性。“自天子以至于庶民，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是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天下一统，中华一体，安分守己，忠君报国，是朝野上下自觉的政治意识。由此，贵和持中，重整体倡协同，经世致用，等等，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成为文化的民族性的重要标志。作为民族文化类型基本构成和外在表现的儒、道、墨、法诸家思想，它们所分别追求的仁义道德、自然超脱、兼爱尚同、绝对集权等旨趣，共同凝聚为与别的民族文化迥然不同的精神价值，体现了趋善求治的伦理政治型文化的独特风貌。作为民族文化心理重要表现的重义轻利，重名轻实，求稳怕变，重守成轻进取，重协同轻竞争等，同样也体现了风格独异的伦理政治型文化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