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素质是一个民族精神风貌的显现，是该民族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想人格、国民品性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综合素质的反映。
民族文化素质中的“文化”，如果从本质上概括，就是“人化”，即人在认识、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过程中，人类理性精神的外化和普遍化。这种“文化”，当然包括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为书本知识的多少，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读书”的多少。但是，从实践的角度看，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而且不能说是根本的方面。因为，我们这里所说“人类理性精神”，本质上是指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发展能力，即对精神、价值、信仰、追求等“形而上”的东西的认知、把握和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读书”的多少与文化的高低之间，并没有逻辑的必然性。相反，在实际生活中，只要人们运用掌握的知识，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科学地发挥能动作用，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就是有“文化”的表现。因此，人们在实践中坚持正确的精神、价值、信仰、追求，并为之竭心尽力，便是有“文化”，否则便是“没文化”，甚至是“反文化”。
在古代社会，没有条件读书的广大农民、工匠、市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绝大多数”，构成社会实践的主体，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力量。尽管官修史书像鲁迅先生所批评的那样，没有载有诸如“泥水匠列传”“木匠列传”之类的内容，但正是无数的工匠和农民、商人——传统的“士、农、工、商”中的后三者——创造了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构筑了古代民族文化素质的长城，成为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最为基本的力量。这刚好证明，“读书”的多少，并不等于“文化”的有无，更不单纯决定“文化”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