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现实中，不管发生什么变化，人对人的统治都是联结前技术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历史连续性。但是，通过把人身依附（如奴隶对主人，农奴对庄园主，贵族对领地分封者，等等）逐步换为对“事物客观秩序”（如经济规律，市场，等等）的依赖，谋划并着手对自然进行技术改造的社会却改变了统治的基础。可以肯定，“事物的客观秩序”本身是统治的结果，但同样真实的是，统治也正在产生更高的合理性，即一边维护等级结构，一边又更有效地剥削自然资源和智力资源，并在更大范围内分配剥削所得。这一合理性的限度及其有害力量，表现在被生产机构改进了的对人的奴役中，这种生产机构使人的生存斗争永恒化，并使它扩大到破坏这一生产机构的建造者和使用者生活的整个国际斗争之中。
在这一阶段上，制度自身的合理性肯定出了什么毛病这一点变得清楚起来。其实，毛病就在于人们一直用以组织其社会劳动的那种方式。这在现代已不再成为问题。因为在现代，一方面，伟大的企业家们自己情愿托庇于政府的指令和规章，而牺牲私人企业和“自由”竞争的利益；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又通过进一步加强统治而继续发展。不过，问题并不到此为止。有毛病的社会组织要求站在发达工业社会现状的立场上来进一步作出解释，而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先前那些否定的、超越性的力量同已确立制度的一体化似乎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结构。
否定性一面向肯定性一面的转化突出了下列问题：在从本质上变成极权主义的过程中，“有毛病”的组织拒斥各种替代性选择。十分自然而且似乎无需进一步解释的是：制度可见的好处大家认为是值得捍卫的——在有当代共产主义这一似乎代表替代性历史选择的对抗性力量存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然而，只是对于一种不情愿、也可能无力去理解正在发生什么和为什么发生的思想行为方式来说，这才是自然的。思想和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同既定现实相符合，它们就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着一种对维护事实虚假秩序的任务作出响应和贡献的虚假意识。这种虚假意识已经具体化在反过来再生产它的流行技术装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