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1923年，一本关于“理论上和实践上最重要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的书出版了。它具有严密的科学性，但并不否认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我们那个时代汹涌澎湃的斗争。它准备接受来自它实际上已抨击的派别的片面的和否定性的理论反响。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期望从它的理论上和以理论为工具来代表其实际倾向的派别那里得到公正的、甚至友好的反响。对立面出现了。资产阶级哲学和科学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的评价，回避了它的实际前提和结论，用片面的态度解释它的理论命题。所以资产阶级哲学与科学的代表人物能够采取一种肯定的态度对待已经被他们歪曲了的一本书的理论内容。他们不对这本书的全部分析所帮助建立和发展的现实理论和实际结论作出具体陈述和批判。相反，他们从资产阶级观点地发，片面选择被认为是这本书的“好”的方面——对精神现实的承认。他们忽略了对资产阶级确实是“坏”的方面——即主张全面摧毁和废除这些精神现实及其物质基础：这些目标将通过革命阶级参加物质的和精神的、实践的和理论的活动而实现。因此，资产阶级的批评家能把此书的孤立的结论欢呼为科学上的进步。另外，当代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占统治地位的倾向的权威人物凭着准确的直觉立刻意识到，这本不起眼的小书包含了对某些教条的深恶痛绝的抵制。不管老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正统的教派表面上有多么不同，他们还是共同坚持这些教条。他们因此不谋而合地尖锐谴责这本书，因为它的那些观点背离了公认的学说。
在1924年的两个党代会上，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威都把《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谴责为异端邪说。最能立刻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这一谴责所根据的批评性论点，其内容是完全一致的——由于这两个派别的理论和实践在所有其他方面都存在着分歧，人们完全想不到会发生这种情况。社会民主党人威尔斯谴责“柯尔施教授”的观点是一种“共产主义的”异端邪说，共产主义者季诺维也夫谴责这些观点是一种“修正主义的”异端。然而，他们的谴责只有术语上的区别。事实上，在巴美尔、卢波尔、布哈林、德波林、贝拉·库恩、鲁达斯、塔尔海姆、邓克尔，或其他属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批评家们直接或间接地展开的反对我的见解的议论中，没有什么新东西。（他们的攻击与我将要在后面讨论的最近对乔治·卢卡奇的迫害有关。）他们只是复述和展开了作为另一阵营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卡尔·考茨基的陈旧论点罢了。考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上，对我的书写了一篇详尽的评论。他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在攻击我的著作时，他是在攻击“一切共产主义理论家”。然而，在这场辩论中真正的分界线是完全不同的。一场有关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状况的基本争论现在已经开始，而且有许多迹象表明，在一切主要的和决定性的问题上的真正分界线是存在于下列双方之闻，即以考茨基的旧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和新的俄国“列宁主义”正统派之间的联盟为一方（尽管它们之间有次要的、暂时的或琐碎的冲突），而以当代无产阶级运动中所有批判的进步的理论趋向为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