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性活动”的原理要能够上升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主导原则，还必须使之运用于哲学本身。《手稿》虽说没有完成这一必要的步骤，但却以另一种形式规定了哲学任务的基本性质，而这种性质与“对象性的活动”原理正相吻合：“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1]然而，在这里，哲学本身的实践定向与对象性活动的原理还是分离的，至少还是若即若离的：后者主要体现为劳动概念并依这个概念而得到发挥；而哲学对于自身所提出的实践要求则似乎是这个原理较为遥远的回声，是它的另一种表达。1845年春马克思在《提纲》中所采取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就是直截了当地完成了这个统一。马克思把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明确作为本体论的纲领来加以阐明，并直接用“实践”概念来予以表述。这意味着：《提纲》以“实践”概念概括了感性—对象性活动这一本体论原则以及这个原则对于哲学本身的实践要求，从而在哲学世界观上对它进行了本质重要的阐述与发挥。
一、对费尔巴哈“感性对象”和“感性直观”的批判
在费尔巴哈那里，“生活”和“实践”确实也曾作为一般的哲学要求，甚至作为基本口号而被提出和强调。在费尔巴哈看来，哲学不应该脱离生活，而应该接近生活；哲学与实践比较只是“不可避免的不幸（ein notwendiges llebel）”。理论所造成的最荒谬的矛盾，就在于它否定我们在生活中、在实践中肯定的东西。因此，真正的任务乃是走向生活，走向实际。[2]确实，费尔巴哈把生活和实践的要求提得如此之高，以至于在字面上和马克思说得几乎一模一样：“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3]然而尽管如此，马克思在《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却明确断言，费尔巴哈哲学的全部缺陷，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了解“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对费尔巴哈来说即使不是完全没有意义，那么至多也只有不完全的意义：“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而且对费尔巴哈的总的观点的影响微乎其微。”[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