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的不同阐释
第二国际理论家在所谓“基础”问题（首先是在本体论原则）上的妥协而让渡出来的地盘，很快便为另一种阐释方向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占据。于是，我们看到，在最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的反拨性袭击中，正像马克思哲学“基础”的本质性要发生原则的迁移一样，它在依循思想史阐释的定向方面同样势必要发生原则的迁移——最最简要地说来，几乎是以口号的方式说来，那就是：从费尔巴哈迁移到黑格尔。而这一迁移的目标与指向，乃在于“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于是我们又看到，大规模的进攻性袭击首先并且主要地发生在有关马克思理论的性质方面，首先并且主要地针对着知性科学阐释路径的实证主义方向。
这一批判性反拨首先直接针对着“普列汉诺夫等人”过高估计了费尔巴哈的中介作用；其次，排除或否定这种被过高估计的中介作用采取了一种“褫夺”的激进方式，亦即在“基础”的本质性方面几乎全面终止费尔巴哈的重要性或意义，从而在哲学史的表述方面依循“马克思直接衔接着黑格尔”来制定方向；最后，这一哲学原则上的转向，实际地服务于清算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这一目的，亦即服务于清算第二国际理论家以实证主义和知性科学替换并阉割马克思哲学之“革命本质”的图谋这一目的：“因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复活狠狠打击了修正主义的传统。伯恩施坦就曾希望以‘科学’的名义把黑格尔辩证法的一切遗迹从马克思主义中清除出去。而他的理论上的对手，首先是考茨基，也不过是要维护这种修正主义传统。对任何想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是一项迫切的义务。《历史与阶级意识》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