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辩证法的独特贡献，首先在于他深刻地揭示和论述了辩证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并由此展开“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特别是集中地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早在写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提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在写于1872年的《资本论》第2版跋文中马克思更为明确地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正是在这种批判中，马克思展现了自己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统一，并把这种批判凝聚为他的理论巨著《资本论》。列宁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3]列宁还特别强调地指出：“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4]深入地探索马克思所揭示和论证的辩证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特别是具体地研究马克思以“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所展开的资本主义批判，无论是对于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活的灵魂”，还是“充分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极为重要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