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辩证法的独特贡献，主要是从发展观内部推进辩证法理论，特别是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三者一致”深入地阐释辩证法的思维方式。
在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辩证法遭到两个方面的严重歪曲：一是把“发展”当作时髦的旗号搞庸俗进化论；二是把辩证法从自觉形态降低为素朴形态即“实例的总和”。为此，列宁自觉地承担起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的历史任务：一是从发展观内部区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思维方式，在理论思维的层面上阐述辩证法的实质；二是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关系上坚持自觉形态的辩证法，阐发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三者一致”，反对从黑格尔那里倒退，进一步探索从黑格尔那里前进的理论道路。列宁极为尖锐地指出：“对于‘发展原则’，在20世纪（还有19世纪末）‘大家都同意’。——是的，不过这种表面的、未经深思熟虑的、偶然的、庸俗的‘同意’，是一种窒息真理、使真理庸俗化的同意。”“如果一切都发展着，那么这是否也同思维的最一般的概念和范畴有关？如果无关，那就是说，思维同存在没有联系。如果有关，那就是说，存在着具有客观意义的概念辩证法和认识辩证法。”[1]
列宁在马克思《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双重语境的互动中，在《哲学笔记》中深刻地阐述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三者一致”，系统地论述了辩证法的实质、特征和要素，既以辩证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展现了作为“理论思维”的辩证法，又在“理论思维”的层面上展现了辩证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从而在发展观内部推进了辩证法理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把辩证法视为“革命的代数学”，运用辩证法分析自己的时代，分析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特别是承继马克思《资本论》的资本主义批判而撰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一系列运用辩证法“解决当前的问题”的理论著作，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现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