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在评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恩格斯针对如何研究经济学这个问题，做出这样一段论述：“自从黑格尔逝世之后，把一门科学在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中来阐述的尝试，几乎未曾有过。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从老师的辩证法中只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对他们来说，黑格尔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1]如此这般地套用“辩证”词句，怎么能不是“讲套话”、“说空话”呢？又怎么能责怪人们把“辩证法”讥讽为“变戏法”呢？
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是辛辣的、犀利的，也是中肯的、切实的，会使我们向自己发问：我们是否也像恩格斯所揭露和批评的“官方的黑格尔学派”那样，把“辩证法”当成“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把“辩证法”变成“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当我们毫无例外地把一些问题简化为“一方面”和“另一方面”的时候，当我们论证一些问题空洞地强调其“作用”与“反作用”的时候，当我们谈论现实状况习以为常地指出其“成绩主要”和“问题不少”的时候，当我们评论各种人物及其理论都千篇一律地分解为“贡献”与“局限”的时候，我们是否会联想到恩格斯所批评的“官方的黑格尔学派”？我们是否会警惕自己把“辩证法”变成了“变戏法”？
品味恩格斯的论述，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辩证法”之所以被人们嘲讽为“变戏法”，是因为“辩证法”变成了“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变成了“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也就是把“辩证法”变成了没有思想内容的“辩证词句”。因此，从学理上说，我们必须对“辩证法”提出的首要问题就是：“辩证法”是不是一种可以脱离思想内容而到处套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