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从通过劳动实现了物种的提升以后，便逸出了动物物种的生物遗传的轨道，确切地说，依靠生物遗传而实现的进化便被挤向了边缘或后台，代之而起的是社会遗传和文化遗传，它们成为人类社会的价值积累、递增和增殖的基本渠道，是人类发展的根本性机制。先前人们创造的物质产品、生产工具、各种生活器具及环境条件等作为生活条件构成了后一代人生存和活动的物质基础，前一代人的生产经验、生活经验、交往经验、管理经验、思维经验、文化产品以及作为固化这些经验的各种制度、规范则构成了后一代人活动的社会条件和精神条件，即使是失败的经验、犯错误的教训，对后人也都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作为财富，物质的财富和精神的财富而存在的。任何一代人都是在前一代人形成的基础上开始自己的活动，他们从前一代人那里学习、接受了各种成果，学会了对各种器具的使用，学会了如何进行生产和生活的方法，然后又开始自己的创造，为自己的后代留下自己的成果，人类就是这么通过一代一代的延续、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存在和发展的。这种一代又一代的活动的展开和延续，就是社会，就是历史。
从历时态的角度看，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是一种“中间物”的存在，他继承着前人，又开启着后人，他是前人和后人之间的中介。从同时态的角度看，他也是一种“中介性”的存在。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直观地看，每个人都承担着各种角色，承担着各种关系。每个人都中介着其他的人，也被其他的人所中介，各种社会关系就是这种互为中介的关系，在中介中并通过中介而存在的关系。另一方面，深入地观察，你自己就是自己的中介，你是自己的需要和需要对象的中介，所以需要才是你的需要，对象才是你的对象；你为了满足某种需要，就得付诸行动，这样你自己的活动就是需要和需要满足之间的中介；你确立了一种目的，就得动员起自身的力量、意志为达到这个目的而活动，于是你就把自己当作是一种手段，成为目的和对象之间的一个中介；你的当下存在也是你的过去存在和未来存在之间的中介，你的生活就是你作为个体存在和类生活之间的中介。每个人都是存在和活动的统一，实体和关系的统一，为我的存在和为他的存在的统一，作为目的和作为手段的统一。康德说，“人是目的”，是一种目的性存在，因此不应把人当作手段。在反对封建神学把人看作是神的手段，反对专制制度不把人当人的意义上，在人道主义的意义上，康德说出了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伟大的真理，这句名言也被千百万的人所引用。但实际上，康德只说对了一半，人是目的，同时也是手段，既是别人的手段，也是自己的手段，人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不仅如此，造成这种目的和手段的分裂的，不是别人，不是神，恰恰是人自己，是人们的活动中的社会分工，是分工产生的私有制和阶级对立。一些人之所以只成为手段是另一些人只作为目的的产物，是劳动和享受、生产和消费为不同的人所承担的结果。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不合理的存在，不是人们都认识到“人是目的”这个观念这个真理就能消除的；相反，只有在现实中消灭了不合理的分工形式，才能真正消除不把人当人、不把人当目的的各种观念。而消灭不合理分工的条件却是由历史提供的。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这些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才使人成为他曾经所是的那个样子，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