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4]如果历史观的基础并不在于自身的自我确证，而在于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和现实生活，那么，对于历史观来说，首要的就是揭示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和现实生活。为此，就必须建构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并以此为认识前提。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石实现了从抽象认识论到历史认识论的转换。
在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前，马克思再次研究了英国古典经济学，认识到工业的历史意义，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工业导致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正是在现代大工业生产中，人类摆脱了对自然的依赖性，以主体身份进入到物质世界的运动过程中，并创造了一个属人世界。工业机器结构已经成为我们周围世界客体结构的重要构件，自然由此第一次成为被人类主体全面支配的客体。正是没有认识这一点，费尔巴哈才犯了直观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5]。所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费尔巴哈直观性的批判，并不是停留在一般的感性活动上，而是深入到了工业生产的实践活动中。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马克思。
从工业生产实践出发，我们就不再像在自然经济中那样简单地直观自然对象，而是能动地反思“对象、现实、感性”，自然经济中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区分第一次被工业实践消除了。如果将工业实践这一现实基础抽离掉，那么，就会产生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而只要产生了这一分离，就会出现康德所说的现象与物自体的二元对立。所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6]理论的问题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因此，首要的问题是对实践本身的理解与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超越传统认识论的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