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生产、人自身生产、精神生产的关系及其历史地位的问题，本来与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密切相关，但由于这一问题在我国哲学界引起了较长时间的讨论，而且在讨论过程中出现了大起大落的现象，因此，我把这一问题单独加以介绍。
从总体上看，我国哲学界对物质生产、人自身生产、精神生产的关系及其历史地位的研究与讨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60年代，这一阶段的研究和讨论受到苏联哲学界的影响，基本上否定了“两种生产”理论，即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产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并认为把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产同等看待，是犯了“二元论”的错误。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研究和讨论则基本上肯定了“两种生产”理论，认为人类历史就是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的历史，因而“两种生产”理论不是“二元论”，而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的研究和讨论充分肯定并深化了“两种生产”理论，同时提出了精神生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展开了对“三种生产”——物质生产、人自身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关系的研究。问题的探讨还在不断地深入。
从历史上看，关于“两种生产”理论的争论始自对恩格斯一个著名论断的不同理解。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8]首先指责恩格斯这一观点的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亨利希·库诺夫。库诺夫认为，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是“把**同经济方式等量齐观”，否定了“社会制度和社会观点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完全破坏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性”[9]。继而非难恩格斯这一观点的是俄国的米海洛夫斯基。在米海洛夫斯基看来，恩格斯“改变了最初的观点”，不得不承认在物质资料生产之旁还有“同等意义”的因素。苏联哲学界一度认为“两种生产”理论是不精确的提法，犯了“二元论”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