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笔者已经接触的材料来看，各国学者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开始对社会认识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由于这种研究一开始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学术背景中相对独立地展开的，因此各有不同的角度和思路。
苏联学者是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反映论的原则，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尤其是反对新康德主义入手，并从社会事件可知性和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角度提出问题和展开思路的。他们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入手，辨析社会认识与社会意识的异同，把社会认识作为社会管理的必要准备，从加强社会管理与控制的角度提出开展社会认识问题研究的必要性。[2]
相比之下，英国学者则更多受到大陆经验哲学传统的影响。安东尼·夫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关于社会认识的思考》一书实际上是他《关于认识的思考》一书的继续。他力图在自然与社会、自然事实与社会事实、自然试验与社会试验、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等的对比分析中，在对人的理性、人的行为、人的价值等的探讨中揭示社会认识的特点。他上承培根、休谟，中接康德、孔德、马克思，直面以波普尔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家，力图对现代人类认识中的一些难题作出自己的回答。[3]
大概与其社会的科学与文化背景相关联，美国学者斯蒂夫·富勒对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富于实证的色彩。他的《社会认识论》一书从认识论的现代发展入手，在社会认识论与社会本体论的对比中立论，以西方社会中发达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现实为背景，在对现代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尤其是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等的具体考察中揭示人类认识的特点，对知识生产的社会组织和哲学在知识生产中的特殊作用作了全面具体的分析，在美国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