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一定的文化理论也总是在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中形成的，是这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升华，与这个社会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一起揭示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变化，表征这个社会发展变迁最主要的价值诉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经历了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化，前者主要表现为革命的实际行动，后者则主要表现为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就是在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
一、近代中国文化理论救亡图存的革命性诉求与选择
进入19世纪以后，有着辉煌历史与文明的中国在发展中越来越落后于西方。1840年的鸦片战争，既是中国近代耻辱史的开始，也是近代中国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救亡图存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端。它不仅以极端的方式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面对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的困境，也使救亡图存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成为中国近代寻求新文化的重要历史使命。
在西方日趋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枪炮声中，中国近代社会的落后已经到了“瓜分豆剖，渐露机芽，尤不可扰”的地步。为了挽救濒于灭亡的民族和国家，不同思潮承载着不同阶层的价值诉求，你方唱罢我登台，在中国大地上演绎着一幕幕救亡图存的民族悲歌。首先是农民代表旧有的封建文化，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他们渴望像以往一样通过推翻旧的封建王朝、建立新的封建王朝，在田产均耕、均田均赋中来拯救中国，实现民富。但19世纪的历史对于这样落后的选择是无情的，太平天国运动既是在中外联合势力的绞杀下，也是在其内部矛盾的作用下，更根本地是在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的选择中被残酷地淘汰了。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使开明的地主官僚看到了坚船利炮、工艺技巧的强大力量，认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2]。于是在“自强”、“新政”的旗帜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制船造炮为核心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企图“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场来自清朝政府内的改良运动效仿西方，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新型工业，创办兵工厂，建立海洋水师，以增强国力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但中日甲午一战，使洋务运动“制器为先”的救国梦想灰飞烟灭。这使当时自强维新的中国人认识到，船坚炮利、工艺技巧并非西洋“命脉之所在”，而只是其“形而下之粗迹”，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3]“中国所以不可以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分别以和平和流血的两种方式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实践。结果是“戊戌变法”成了“百日维新”，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一个皇帝，却并没有给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和走向独立富强带来光明。从器技强国到改制救国，反映了人们认识上的进步，但最终的失败说明，他们并没有自觉到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本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