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是英语世界马克思思想研究界[1]的一个持续关注的话题——尽管期间也并非一直处于**，而是表现为一个起伏的变化曲线，如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低迷期，其背后的时代背景当然也是众所周知的“苏东剧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它无疑是当今英语世界马克思思想研究界的具有“老师”性质的思想资源和研究对象——尽管这一研究理所当然地包含着理论批判的张力）中，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领域，且它的问题式也同样与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解读不无关系。两次历史性“遭遇”或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一直与关于“社会主义”以及与其相对的“资本主义”主题密切相关，而其进一步地展开又总是关涉人类社会变迁和历史演化这一核心问题。因此，英语世界的马克思思想研究者总是倾向于将“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社会和历史理论”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意识形态概念，正如马克思的所有其他重要概念一样，总是在这样的复杂框架中不断地被“当代性”地建构和重构（其基本理论方法就是思想阐释和话语链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依然有必要强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来阐释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
非常巧合的是，本书（《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翻译工作正是译者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和历史理论比较研究中心”访学期间完成的，也因此借“近水楼台”之便利，与该中心主任、美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知名学者罗伯特·布伦纳以及中心副主任、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佩里·安德森就相关主题进行了有趣而富有启发的探讨，我首先要感谢罗伯特，因为是他为我提供了办公室和相关图书资料，使我有了一个较为便利的翻译环境，当然他从“社会财产关系”视角出发的对马克思关于社会过渡（主要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和历史”式探讨（这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全球动**经济学》以及他在UCLA开设的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为教材的选修课“马克思主义历史与理论”之中），为我理解本书作者所说的英语世界把“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成了“社会和历史理论”提供了活教材。与温和的罗伯特相比，佩里则显得害羞和保守得多，尽管他在谈及当今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时也会激动地进行点评并毫不掩饰地发表自己多少有点偏激的见解。正是佩里在交谈中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与当代的系统介绍，让我对本书作者（作为伯明翰文化中心的第三任主任）的相关研究背景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当然，同在UCLA工作的美国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研究知名学者、同时也是后现代思潮评论人道格拉斯·凯尔纳则给我图绘了当今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特别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最新研究成果。所以我也要感谢这位总是喜欢戴着他所说的“毛（泽东）式帽子”、总喜欢在UCLA的教授餐厅请我喝下午茶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