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是西方哲学的发展由近代转向现代的过渡时期，这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很特殊、而又非常重要的时期。
如果说由笛卡尔最早明确提出基本原则、由黑格尔最后建构出完整理论体系的西方近代哲学，作为资本主义上升时代自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竭力高扬集中地体现着当时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的理性，以致这个时代在哲学上被称为理性时代的话，那么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西方哲学界中越来越响起了超越或反对被绝对化的理性和理性主义的呼声。在西方哲学史上、特别是近代西方哲学中按照理性主义的精神构建的哲学体系大都受到批判、甚至被当作过时的废物而遭到唾弃。从传统的哲学眼光看，这种转化无异于哲学上的蜕化。事实上许多西方哲学史家异口同声地把这个时代称为西方哲学凋零的时代。早在19世纪末，英国学者梅尔茨（John Theodore Merz）就法英两国哲学发展的情况指出：当时“哲学本身在法国只得到了贫乏的发展和培育……英国在本世纪初期表现得明显地无所建树……我们没有任何伟大学派可以做代表……形而上学尚未在大卫·休谟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思辨完全局限于社会和经济问题的领域。”[1]
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西方哲学发展中出现了两个不同性质和意义下的划时代的事件。
一个事件是马克思在西方哲学的土壤上实现了哲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更。但是对于这一变更的伟大革命意义，当时只有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运动中才得到承认；而且即使在工人运动中，对马克思的理论的理解也经常出现一些偏离其本来意义的倾向。至于在西方哲学界，则很少有人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许多人甚至不承认马克思是哲学家，而只是一个写过著名的《资本论》等关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论著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但是20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发动的多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及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深刻影响，使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学说不能不刮目相看，许多人纷纷着手从事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2]的研究。尽管这些研究大都存在着种种偏见，但很少有人能否定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意义，有的西方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对马克思的哲学作出相对客观的研究，个别人甚至通过这种研究而承认马克思的哲学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