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恩格斯和列宁在他们的几部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论著中更加关注的是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而不是作为确立这一原则的前提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例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中着重论证的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5]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论著中所着重关注的，同样是哲学家们是否肯定物质第一性、自然界本身存在和发展的辩证法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列宁在《唯批》等论著中所强调的也是如此。恩格斯和列宁在这些著作中也提到实践的决定性作用，但往往是出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恩格斯在《终结》中曾谈道，对不可知论“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6]。恩格斯在此所谈的实践显然只是出于认识论视角，而且限定在“实验和工业”这个范围。列宁就恩格斯的观点指出：“对恩格斯说来，整个活生生的人类实践是深入到认识论本身之中的，它提供真理的客观标准……在人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界的统治是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在人脑中客观正确的反映的结果，它证明这一反映（在实践向我们表明的范围内）是客观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7]列宁本人在《唯批》中对此也做了大量类似的论述。例如他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8]在恩格斯和列宁的上述论著中都有大量这类论述。他们的主旨都是证明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这些可谓是众所周知，不必更多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