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是在现代西方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环境下产生和发展的，适应着这种环境的需要。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环境与西方大不相同。当西方思潮传入中国后，必然与这种环境发生碰撞。这种碰撞既有西方思潮的先进方面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落后方面的冲击，也有西方思潮的没落方面对同样来自西方的先进思想（如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传统思想的优秀方面的冲击。前者积极，后者消极。因此中国学者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除了深刻和具体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本身之外，还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必须深刻和具体地理解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现实环境，使自己的研究适应中国的现实环境的需要，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也就是发挥西方思潮的积极方面，防止其消极方面。由于中国的现实环境各个时期都有变化，中国学者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也必须适应中国现实环境的变化。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在中国就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并由此而受到欢迎。否则他们的研究在中国很难起到积极作用，甚至还可能因起消极的作用而受到制约。近百年来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都是这样。
西方哲学思潮传入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从严复一系列关于西方哲学和社会学说的译著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陆续出版算起，西方哲学正式传入中国已超过一个世纪，“五四”时期曾达到**。我在其他地方对此已做过较为详细的阐释。[6]这里想补充说明的是：当时输入的西方思潮尽管各不相同，它们在西方国家可能相互对立，但它们大都各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倡导的科学和民主精神。中国学者在输入这些哲学思潮时，主要也着眼于这种精神，因为它们正好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一致，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就是反对封建迷信、倡导民主和科学。因此这些思潮虽各有其消极方面，对当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却往往能起促进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当时宣扬这些思潮的学者能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推动新文化运动上结成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