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人们起初多是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的：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另一则是将这一结合所形成的思想用民族化的因而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加以表述。从当时人们所面临的问题考虑，这样一种规定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样明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本身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并不限于这两个方面。如果考虑到中西之间不仅在各种显性的文化成果上，而且在内在的思维方式上，有着最为显著的不同，而这种思维方式上的重大差异不可能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重大的文化事件之中体现出来。因而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理解，就应该进一步从思维方式的差异上来提出问题，即考察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影响作用，特别是考察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典范的毛泽东哲学之形成中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所起的作用。不从中西思维方式差异，亦即中西方看事物方式的“视差”的高度着眼，就难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层中国化。
当然，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也从中西文化、中西哲学差异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或只限于从毛泽东等人的哲学思想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某些内容的继承和汲取着眼，或者只在一种笼统的意义上谈论中国哲学传统，而并未上升到思维方式的差异上面来。此外，也有一些学者论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但这些论述中的思维方式概念却多是在一种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例如，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往往被概括为“‘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致思实用”、“体用合一”、“躬行实践”、“内圣外王”，“哲学与重大现实问题相结合，与伦理、人生问题相结合”，“实学精神”，“强调立足于现实、立足于实践，来发现、把握现实的矛盾运动，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促成矛盾的转化”等特征。显然，这样宽泛理解的“思维方式”并不足以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区别开来。近年来则有学者，如田辰山先生，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时注意到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强调了传统思维方式对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影响作用，因而对此问题的研究有重大推进。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这些研究在理解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及毛泽东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等问题上，似乎还有进一步拓展之余地。为避免以往研究中“思维方式”概念过于宽泛之弊端，以有效推进此项研究，在本项研究中，“思维方式”取一种较为狭窄的含义，即意指一种文化传统在观念中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或框架。因此，要推进这一问题的研究，从根本上说，首先还在于基于前人的研究恰切地把握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仔细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中国传统元素之作用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