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进程中，李达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其思想也发生过一些并非不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也正好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方式变化的直接表征。
1.《现代社会学》中的唯物史观
李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大致上可以20世纪20年代末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现代社会学》为代表，后一阶段则以《社会学大纲》为代表。前一阶段的思想主要受日本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一阶段所受影响则比较复杂，既有原来来自日本的影响，又包含了新的来自苏俄的影响，还有直接通过对马克思原著和欧美其他学者著作的研读而受的影响。
比之其他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达所受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训练可能是最系统完整的。他1912年考取留日官费生，1913年赴日留学，先集中精力学习语言，先后掌握了日语、英语和德语。1914年因肺病回国，三年后病愈，于1917年再度赴日，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习采矿冶金。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感到振奋，并由此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列宁主义。由于心所向往，他也就开始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过程。随后的1918年，为反对段祺瑞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李达作为领导人之一率“留日学生救国团”赴京示威请愿。这次行动的失败使他“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于是，他在1918年重返日本时，“就停止了物理数学的学习，专事马克思主义的学习”[30]。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以及当时日本人写的关于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著作。五四运动爆发后，李达虽在日本，但密切关注国内形势，并撰写文章，介绍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时期，李达还翻译了高畠素之著的《唯物史观解释》、柯祖基（考茨基）著的《马克思经济学说》、郭泰著的《社会问题总览》三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寄回国内出版。1920年夏天，李达回国。到上海后即投入建党工作，参与筹划党的一大，并在会后担任中央宣传主任，主编《共产党》月刊，主持创办人民出版社，主持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著作。1922年秋，李达辞去中央工作，应毛泽东邀请，返湘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开始专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教学。李达在此系统讲授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923年湖南自修大学被封闭后，李达又去湖南法政专门学校任教，讲授唯物史观。1926年秋，应邓演达邀请，任武汉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总教官，并讲授唯物史观。1926年，李达在数年讲授唯物史观讲稿的基础上，著成了《现代社会学》一书。该书可以说是李达这一时期理论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在系统性、深刻性和现实性上，也代表了当时唯物史观研究和宣传的最高水平。该书1926年由湖南现代丛书社出版，1928年11月，由上海昆仑书店重出修订版，至1933年，共印行14次，在革命者中广为流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轰动了当时的思想界。邓初民回忆说，当时的革命者“几乎人手一册”[31]。1929年出版的《社会之知识基础》，则是在《现代社会学》基础上撰写的，对后者有所发展。关于《现代社会学》一书的特色，陶德麟教授说：“第一，此书比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包括李达本人）以前阐发唯物史观的论著更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刻性”；“第二，此书在联系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方面的成就也是前所未见的”；“第三，本书的论述方式也体现了中国特色”[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