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简单列举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最初时期，日本是最重要的中转途径。而在从日本引进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当中，李大钊则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他的著作也产生了最为显著的影响。[26]
1.李大钊早期思想之基本特征
李大钊早期的哲学思想大致上是以进化论为主导的。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中，他写道：“吾人以为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由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生之一切现象，乃循此自然法而自然的、因果的、机械的以渐次进化。”不仅如此，而且即便“道德者，宇宙现象之一也。故其发生进化亦必应其自然进化之社会。而自然变迁，断非神秘主宰之惠与物，亦非古昔圣哲之遗留品也”[27]。若照此说法，则似人无可奈何于自然了。但李大钊又认为，“此理虽常见于僿野之民，而非可论于文明之族。盖文明云者，即人类本其民彝改易环境，而能战胜自然之度也。文明之人，务使其环境听命于我，不使其我奴隶于环境。太上创造，其次改造，其次顺应而已矣。国家之存立，何莫不然。国民全体，亦有其大生命焉，其与环境相战，所需之秉彝之能，努力之勇，正不减于小己之求生。”[28]正由于此理，且由于“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灰。晚近公民精神之进行，其坚毅足以壮吾人之意气。人类云为，固有制于境遇而不可争者，但境遇之成，未始不可参以人为。故吾人不得自画于消极之宿命说（Determinus），以尼精神之奋进。须本自由意志之理（Theory of free will），进而努力，发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适于所志，则Henri Bergson氏之‘创造进化论’尚矣。吾民具有良知良能，乌可过自菲薄，至不侪于他族之列！”[29]
这就是说，若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面对这“自然规律”，人除了消极承受，也无可奈何。但李大钊显然不能接受这种消极的结论，故而在此处又引进了认为高等动物有自我进步能力的拉马克进化思想。当然，在这里，拉马克关于高等动物之有别于低等动物的自我进步能力，被转变为了“文明之族”之有别于“僿野之民”的自我进步能力。我们后面还会看到，兼顾客观必然与主体能动两个方面，这是李大钊哲学思想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若直接来看此问题，似乎在其思想中存在着某种跳跃。但从其哲学之基本设定来看，则这种跳跃并不构成跳跃。因为他认为，“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既然如此，则“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30]。若基于此，我们或许可以说此时李大钊的哲学中包含有某种神秘意味的东西，但若以后来流行的哲学观念为准，而判说“李大钊的进化论具有泛神论的倾向”，“在当时还不是唯物主义者”[31]，则似又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