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男女是人的自然本性，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一种社会现象。至于两性关系的形式，如婚姻家庭，同样也不是人的自然本性。因此，饮食男女中存在的哲学和艺术问题，最根本的是社会问题。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吃饭哲学，另有人一本正经地表示同意，其实是有意贬损。以两性关系为主线是所有爱情小说的共性，可谁也不能说小说是性的艺术。因为真正的爱情小说的本质不是性而是以两性为基础的爱，是以**为轴心揭示社会状况和道德观念。恩格斯1888年4月写给女作家玛·哈克奈斯的信对这个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他称她的小说《城市姑娘》“把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作为全书的中心”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恩格斯也指出哈克奈斯的不足，即没有通过小说反映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做的极度的努力。恩格斯还以巴尔扎克为例，说明他通过描写“贵妇人（她们在婚姻上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嫁人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为了金钱或衣着而给自己丈夫戴绿帽子的资产阶级妇女”，从而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1]。
吃饭当然重要。之所以重要，正如恩格斯说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2]。任何一个稍通文墨的人用不着大学问都能读懂这些话。马克思的理论决不是简单归结为吃饭，而是从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的生产中发现社会运行的规律，即人们在生产中如何形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何构成社会的基础，每一个社会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如何发生矛盾，如何导致革命，以及社会形态的更替规律，等等。这一整套规律性的论述岂是吃饭二字所能概括的。吃的重要性可以说古已有之，民以食为天是中国政治家治国的格言，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历史观上坚持唯心主义。可见，吃饭与唯物史观是不能画等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