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问题历来是哲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哲学更是如此。道家要人成为真人，儒家要人成为圣人。儒家经典千言万语归总是一句话，为人指出一条通过道德修养达到圣人的路。人人皆可为尧舜，这就是儒家的信条。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哲学的功能“不是增加实际的知识，而是提高精神的境界”，还说“成为圣人就是达到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这是哲学的崇高任务”。强调哲学的人生观职能是对的，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忽视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当然人生观只是哲学的重要方面而不是唯一的内容，实际上没有脱离世界观、历史观的人生观。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以看到，任何对人生问题的根本观点都是以一定的世界观、历史观为出发点的。对人生问题的哲学解决非常明显地表现了一个哲学家的世界观、历史观。因此人生观的教育不能就人生谈人生，这是浅层次的，应该深入到世界观、历史观的领域。
人生观其实也可说是人死观。讲到人如何生、生的意义，当然离不开死、死的意义。所谓有的死重于泰山，有的死轻于鸿毛，讲的就是死的意义问题。这个死的意义就是人生观的重要内容。可以说，英雄与懦夫、流芳千古与遗臭万年的分界线往往决定于面对死亡时的态度。方志敏、董存瑞、黄继光，英名长存，都是表现在面对死亡的态度上。中国古训临难毋苟免，讲的是气节，也是对待死亡的哲学。
死有两种：自然死亡与非自然死亡。而非自然死亡中最壮烈、最感人的是为事业而献身，如死在敌人的刑场或战场。
能正确对待自然死亡的，是哲学家；能正确对待以身就死的，是革命家。哲学家中议论死亡的著作不少，多指第一种死亡。中国《庄子》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对待死。外国不少著作中也谈及死亡。西塞罗说：“一个哲学家的全部生活乃是冥思他的死亡。”蒙田在《人生随笔》中说：“死亡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其必要性并不亚于生活。”他还认为猝死是最幸福的，因为他没有死亡的恐惧：“最少经予思的死亡是最安逸和最幸福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