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已往的文艺生活，完全是一场幻灭。我本是一想学数学的青年，是因为要学数学所以才到了日本；但是在1918年到日本之后，因为时代的要求，及个人的目力关系，所以就转到文学的途上来。但我所走上的那文学的旅途，是完全错误了。
到日本后，即被捉入浪漫主义的空气了。但自己究竟不甘，并且也不能，在浪漫主义里讨生活。我于是盲目地，不顾社会地，步着法国文学的潮流往前走，结果，到了象征圈里了。
Anatole France[1]的嗜读，象征派诗的爱好，这是我在日本时的两个时代。就是在象征派诗歌的气氛包围中，我作了我那本《旅心》。那是1925年前后。当时对于社会概没注意过。所以，在1926年回国后，还是不要脸地在那里高蹈。我回到北京，亦是想要古典的缘故。
然而北京生活是大失所望了。我完全在沉态中住了两年。这对于我，也许是好，也许是坏。在北京，我却认出布尔乔亚生活的破绽。然而是太晚了！所以，我离了那一个死的故都，走到深林大野的吉林来了。
我已经是看不起作翻译的。我是迷信文人要天才。啊！这是何等愚蠢，这是何等可笑啊！实在，我已往就未认时代。我太把东西看成死了。可是我现在认出了一切的错误。
诗我是再也不作了，因为那种诗，无论形式的怎么好，是如何的有音乐性，有艺术性，在这个时代，结果，不过把青年的光阴给浪费些。实在，已往，中国太多精神浪费的事了。
现在我认定我们就是一个桥梁。只要我们能把青年渡过去，作什么都要紧。翻译或者强过创作。教书匠都许是要紧的。以后我就要作桥。
（原载《大众文艺》第2卷第5、6期合刊，1930年6月1日）
[1] 阿纳托尔·法朗士，法国浪漫主义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