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1]。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