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学开始走向世界的历程[155]
在中国近代史学萌生过程中，中国史家关于边疆史地的研究和关于外国史地的研究，可以说是同步展开而又互有交叉的。鸦片战争前夕，出于民族危机的预感，龚自珍已着手于边疆史地的研究，而林则徐则倡导对外国史地的认识与研究。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固已涉及对外国的历史与现状的考察；而关于外国史地的研究，则往往联系着对当时中国前途的抉择和命运的估量。这两股史学潮流的奔腾、激**，都同时代的脉搏发生着共振。
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有一种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迫切感，乃命人翻译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亲自润色，编订刊刻，定名为《四洲志》。这是一本简略介绍世界各洲30多个国家地理、历史的书。此书虽只1卷，但开风气之先，对后来中国学人研究、撰述外国史地之风，有倡导的作用。这也表明林则徐作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对近代史学萌生所起的作用。继林则徐之后，魏源写出了《海国图志》，王韬写出了《普法战纪》《法国志略》等书，黄遵宪则有《日本国志》的撰述。这些关于外国史地的著作，在当时的中国，尤其在日本，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史学发展的观点来看，它们反映了在近代史学萌生中，中国史学开始走向世界的历程。
一、魏源与《海国图志》
魏源（1794—1857年），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28岁中举人，50岁才中进士，仕途不算通达。但他在三四十岁时，政治经历丰富，著作繁多。鸦片战争时，为两江总督裕谦幕僚，参与浙东抗英之役，与龚自珍、林则徐、姚莹等关系密切，思想相投。他痛感英军入侵，撰《圣武记》一书，以激励时人，并希望朝廷重温历史，振作武功，以坚御侮之志。此书共14卷，前10卷历述清朝武功及用兵成败之道，兼及有关军事制度；后4卷为作者论议，阐述了他关于练兵、整军、筹饷、驭夷的见解和主张。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界潮来看，这书在史学上的价值，其论议部分远在记事部分之上。魏源在《圣武记·叙》中写道：“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搜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可见作者认为，肃清政治是御侮的基础，而人材又是其中的关键。这实际上是指出了当时的政治腐败，造成了侵略者有可乘之机。他在叙中特意说明此书“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即《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又引用《礼记·哀公问》篇中“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156]的话，都是寓有深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