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读史而促进和提高人生修养，这在中国历史上有久远的传统。春秋时期，楚庄王问他手下的大夫申叔时：应当用哪些书来教导太子？申叔时回答说：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5]
根据三国时期吴国人韦昭所做的注，这里说的《春秋》，是“以天时纪人事”的书，是春秋时期各国国史的统称。《世》，是“先王之世系”。《令》，是“先王之官法、时令”。《语》，是“治国之善语”。故志，是“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是“五帝之书”。在申叔时所说的9种书当中，史书占了半数以上[6]；而用以教导太子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修身与立事。这是中国史学上较早的同时也比较明确和具体的历史教育的记载。
司马迁根据儒家的思想传统，阐说了《春秋》同“治人”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对史学与人生修养关系的一种解释。他认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他进一步解释说：“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故有国者不可以不通于《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7]前面已经讲到，司马迁的这些认识，是根据儒家思想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原则来阐述的，在今天看来其具体的论点多不可取。然而，其合理的内核，是阐述了史学跟人生修养的关系，君、臣、父、子，概莫能外。他的这个认识对后来的史学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