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命运同历史的进程息息相关。每当历史处在转折点时,新的实践便会对原有的理论提出挑战。此时,原有的理论往往会出现某种危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命运似乎也是如此。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历史处在转折点上。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繁荣的现象,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并未敲响。面对这种现象,不仅资产阶级理论家指责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且马克思主义内部也出现了对唯物史观的“修正”,以及信奉者“倒戈”的现象。唯物史观在“世纪转换”中面临着“危机”。普列汉诺夫当时不无伤感地说:“我们正在经历着危机,我为此难过极了。”[1]
历史不会重演,但的确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历史又处在转折点上,产生了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现象:新技术革命的浪潮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猛烈地冲击、改变着传统社会,并为发达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体制改革,在相当的程度上缓解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相当程度的缓和,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仍未敲响,相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却被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现实的波澜必然掀起理论的狂飙。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批评家们犹如雨后的蘑菇,纷纷破土而出,而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极深的瓦解和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在更大的规模上被重复着。“山重水复疑无路”,唯物史观似乎再次面临着“危机”。
问题在于,理论危机并非总是坏事。从根本上说,理论总是在实践发展到新的阶段时,显露出自身的破缺性,从而出现某种危机,而危机的出现又往往意味着理论将获得发展。没有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危机”,就没有现代物理学;没有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哲学危机,就不会产生现代哲学;没有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危机,就不会诞生列宁主义……矛盾—危机—重建—发展,这是理论运行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