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什么，这是哲学家们给予特别关注而又众说纷纭的问题，以至卢梭感叹道：“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1]。的确如此，人类最关心的是自己，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最不了解的恰恰是自己。从普罗太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费尔巴哈的“人是人的最高尺度”，从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到富兰克林的“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从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到康德的“人是目的”，从爱尔维修的“人是环境的产物”到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自从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以来，人的问题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哲学家们不停思索、寝食难安。在一定意义上说，一部哲学史就是“人学”史。
唯物主义历史观产生之前，众多哲学家在回答人这个“斯芬克斯之谜”时，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具有合理因素的观点，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解答大多是片面的。其失误主要在于：没有站在人是“社会活动”产物的高度来把握人的本质，往往把人的本质简单地归结为人的某一种特性，认为人的本质是先天的、固定不变的；没有把人放到社会关系中来研究，没有对人的社会特质给予足够的关注，即使有的思想家注意到了人的社会性方面，但由于他们不懂得实践是人的生存方式，因而没有真正说明人的本质。
唯物主义历史观所理解的人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因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问题在于，“有生命的个人”是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改造自然而存在的，实践构成了人的特殊的生命活动形式。因此，“有生命的个人”就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这就是说，在实践活动中存在的个人才是“现实的个人”。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个人”也就是这些个人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