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西方思想与文化发生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变迁，从“上帝之死”到“人之死”，历史进步受到质疑，历史理性受到颠覆，“大写的历史”为“小写的历史”所取代，哲学与历史学都经历了后现代的挑战。福柯、巴特、德里达、鲍德里亚等人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与文化，怀特等人更是明确地阐释了后现代历史哲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后现代历史哲学得以兴起，并成为西方历史哲学的主导思潮。
根本上说，现代哲学具有刨根问底的特点，它对事物的说明追踪到“第一原理”或“最高原因”，抛弃语境和时间因素，把现象归结为本质，并从变化中寻求一以贯之的东西。按照罗蒂在《后哲学文化》中的说法，这种中心主义、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问题在于，预设了理性与实在相对应，认为寓言可以忠实地描画实在。
与之相对，后现代主义对普遍叙事和宏观理论嗤之以鼻，认为黑格尔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已经不再可能，利奥塔明确地“把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不要再幻想什么宏大的理论构想了，科学和理性使人类逐步迈向美好生活的信仰不可靠，大同的观念也是应该摒弃的。没有真理，只有繁杂的解释；没有客观的真实，只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看法。后现代主义的这些认识可谓惊世骇俗。
后现代历史哲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反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兴起意味着知识的不确定性，表征的则是社会的不确定性。[18]以往建立在神学、政治或科学基础上的确定性认识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强烈质疑。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股失望的潮流席卷全球，许多人失去了确定性或客观性的信念，觉得过去难以琢磨，现在转瞬即逝，未来更是无法预料。从总体上看，后现代历史哲学对客观性问题的质疑，是通过三种相互关联的途径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