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志与稗史
明代的史学，在官修史书方面，以浩繁的实录和《元史》的撰修，最有影响；在私人著史方面，王世贞、李贽、王圻、焦竑和谈迁等，是为名家，这些都占有重要的分量。而方志撰述的兴盛和稗史的空前增多，反映社会经济史方面著述的繁富，史学在通俗化方面的发展和历史教育更广泛的展开，都显示出了明代史学进一步走向社会深层的趋势和特点。
方志出自官修，受到各级官府的普遍重视，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稗史撰于私家，作者和著述的大量涌现，都是空前的。它们在明代史学发展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的方志起源于汉代，[1]至元明清走向全盛时期。明代方志撰述，处在这个全盛时期的中间阶段。据近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书目》著录，明代方志有九百多种，而其实际撰述之数自然比这要大得多。
明皇朝对全国区域总志编纂的重视，是方志迅速发展的推动力之一。洪武三年（1370年）、十六年（1383年）、永乐十六年（1418年），先后颁发了编集、撰修全国总志的诏书和条例。条例规定志书内容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廓、镇市、土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这些促进了方志编纂的规范化。其后，景泰七年（1456年）撰成的《寰宇通志》，天顺五年（1461年），撰成的《大明一统志》，皆依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编次，分记有关内容。全国总志的频频编纂和伴之以不断面向地方的“征志”，推动了府、州、县志的撰修，从而形成了“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张邦政的万历《满城县志·序》）。不少州、县的志，不断改修、增修，修志已成为一项很突出的社会性工作。从通志（省志）至府志、州志、县志，反映了明皇朝疆土管理的行政系列；此外还有反映军卫系列的卫志的撰修，[2]都是明代方志之社会性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