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具有“彰往察来”“述往事，思来者”的优良传统；它对待自身也是如此。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来说，百年回眸，彰往察来，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
百年回眸，大要有三：首先是史学自身的发展，其次是史学在客观历史运动中的变化，最后是史学在发展中的得失利害与经验教训。三者之间本难以分开，这里只是为了阐说的方便而略示区分。
一、20世纪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
关于人们对20世纪中国史学之发展的认识，半个多世纪以来，已有不少论著面世。在20世纪前期，人们关注的是新史料的发现、新史观的引进和新方法的采用。30年代后期，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一书中讲到中国史学的“最近之新趋势”时写道：“最近史学之趋势，可分两端言之：一曰史料搜集与整理，一曰新史学之建设及新史之编纂，取斯二者述之，则大略具矣。”他认为，“清季民国以来，是为史学革新期”，如对金先生的论点加以概括的话，除一曰、二曰外，当有三曰“西哲之史学”的引入及中西史学“合流之势”。这是对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发展的较早的观察与估量。40年代中期，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学也做了基本的估量。他指出：民国以来的史学比起民国以前的史学有明显的进步，这“是由于好几个助力”推动的结果：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2]。顾先生所说同金先生所说很相近，都着眼于史学自身的发展，只是更加强调了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1982年，白寿彝先生就6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了如下的概括：“1921年到1949年的二十八年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的时期”；“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中国史学进入了我们所说的六十年来的第二个时期。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上看，这是从近代历史进入现代历史的时期。从史学的发展上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里开始得到广泛传播的时期，也是经历了严峻考验的时期”[3]。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中显示出越来越突出的地位，并在50年代以后成为祖国大陆占主导地位的史学潮流。因此，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概括是十分必要的。